中间势力是国共两党以外的有着共同政治倾向的政党、政团及民主人士的总称。中间势力的党派、社团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并在反蒋抗日和救亡御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间势力已表现颇为活跃，不仅已经开始出现了具有政党性质的中间势力组织，而且随着中间势力中不同政治要求和政治倾向的团体和个人逐步凝结，使民主党派的发展逐渐具备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凝聚成中间势力的政党、政团、地方实力派及民主人士基本面貌大致可以概括为：九个政党、七个政团、四个地方实力派和若干个有代表性的无党派人士。

　　（一）九个政党

　　1.第三党。成立于1928年3月，主要发起人和前期领导者是邓演达、谭平山。该党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以及大官僚买办资本阶级，号召推翻“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南京政府，建立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革命政权，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努力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党”尽管认为中共的政治主张是“盲目的追求未来的空想”，并宣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敌”，但是，该党在实际斗争中，始终把斗争目标指向国民党政府。他们积极开展宣传与组织工作，广泛联络各派反蒋势力，严密筹划军事反蒋活动。由于“第三党”不妥协的斗争态度，该党遭到蒋介石政权的压制。1931年10月邓演达被国民党杀害后，“第三党”受到沉重打击。

　　2.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该党早期由军阀政客把持党务，其政党作用没有得到真正发挥。1931年10月，致公党“二大”在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务工作的基础上，开始切实介入国内政治斗争。该党以反蒋抗日的政治面目出现，“主张民族联合抗日，主张各党派联合，主张停止一切内战，主张停止剿共内战”，认为“非抗日无以救亡，非联合无以抗日”，只有共同御侮，方是“复兴民族之大道”。

　　3.青年党。1923年12月在法国巴黎成立。1924年后转入国内活动。主要领导人是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该党在大革命中反苏、反共非常激烈，与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要严重背离，是一个落后党派。1927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统治的加强，青年党也对国民党统治进行了抨击和揭露。1928年8月15日青年党“三大”明确提出“打倒祸国殃民的新旧军阀”、“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口号，青年党以“外抗强敌，内除国贼”为总政治纲领，以“实行国家主义，实现民主政治、实施社会政策”为具体行动纲领。青年党1927年以后的政治表现，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支持，并成了他们的政治代表，从而演变成中间势力的一支。

　　4.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12月29日成立。领导人是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民权保障同盟从有利于推动积极抗战，有利于推动政治改造的目的出发，以争取民主、保障民权为宗旨，强烈呼吁：“如果要中国不成为一个被奴役的国家，我们释放所有政治犯的要求就是革命上必要的要求。”1933年6月，该盟重要负责人杨杏佛遭到暗杀。民权保障同盟随后在不断增长的政治迫害下停止了活动。

　　5.国家社会党。1934年4月16日成立。主要领导人是张君励、张东荪等人。人权派分化后，著名的“人权运动”活动者罗隆基等人也积极参与了国社党方针政策的制定。该党成立后，一方面坚决反共，另一方面坚持反蒋，因此在抗战爆发前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国社党的理论基础是绝对的爱国主义和渐进的社会主义。政治方面主张建立一种原则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精神的政治制度，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独裁专制；经济方面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使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以及合作社经济有一个相当的比例，在统一计划之下进行。该党组织系统颇为严密，1937年前，该党成员最多时近千人。国社党尽管有强烈的反共倾向，但是，他们对国民党政策也深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还不仅仅停留在要求国民党政府政治改良的基础上，而是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改造方案。当然，国社党在以后的演变的过程中，存在着与国民党妥协，甚至合流的表现。这是国社党的倒退。

　　6.生产人民党。1933年11月成立。生产人民党是以粤系实力派人士为核心，团结一部分其他中间势力的组织和代表人物而形成。他们号召推翻南京政府“打倒卖国媚外的蒋介石”，认为只有反蒋抗日中华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7.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5年7月成立。是闽变失败后，由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联合其他国民党民主派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治组织。主张反蒋抗日；呼吁建立反日联合战线；要求召开救国会议；成立国防政府。1937年10月停止组织活动。

　　8.中国中和党。1887年组建。创建者尤烈。原是反清革命党的一支。辛亥革命之后，主要以中和堂的形式在海外存在，政党活动涣散。1936年，尤烈病逝南京，其子尤永昌继任主席，对中和党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意图重振中和党。该党主张以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作为国家建设之根本，号召努力实现民主宪政，反对专制统治。中和党在民族危机日益深化的形势下，积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御侮。尤永昌甚至亲往曲江、桂林等地发动该党党员抗战。改组以后的中和党，表现了中间势力政党的性质和特点，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有利的促进作用。但是，该党在抗战胜利后，抛弃了中间势力的政治立场，走向反动阵营，中和党从此丧失了群众基础，沦为国民党的附庸。

　　9.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6月1日成立。是这个时期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形成的最有影响的中间势力组织。领导人是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代表了当时全国各地各界救国会组织，1936年底，全救会成员达10万之众。全国救国联合会主张在“ 反日第一”的原则下，实现各党派的彻底合作，形成人民救国阵线，以普选的方法产生国民救亡会议，迅速建立统一的救国政府，动员全民的力量，进行“举国之战”。全救会组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逐步消失，但原领导人仍坚持抗日反蒋活动。

　　（二）七个政团

　　1.职教社派。1917年5月6日成立。创始人梁启超、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等。该政团1927年以前是一个研究、倡导、实施职业教育的全国性教育团体。1927年后，在坚持其教育救国理论的同时，开始广泛地进行教育救国实践，并积极参与了农村改造实验。1928年该社社员达6600多人，规模很大。

　　2.乡村建设派。1927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士梁漱溟提出“乡治”主张。这是在国家社会前途黯淡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社会改造和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由于这一主张立足于农村衰败的现实，反映了农村小地方富农阶级的政治意愿，因此，很快形成一种潮流。1931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学会的成立以及《乡村建设》杂志的出版，标志着乡建派正式形成。主要领导人梁漱溟、晏阳初、梁仲华等人。乡建派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阶级对立。中国出路不在于哪个党派执政，而在于“乡村建设”，建立“乡农学校”，恢复“法制礼仪”，从“根本”上开始国家建设，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乡建派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解体。

　　3.本社。1928年9月9日成立于北平。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领导人是刘成春、朱侣伯、阙里、李得光等人，该社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主张从根本上改造国民党，团结革命同志，研究革命理论，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本社由于非常推崇和赞成“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于1931年后并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4.蚁社。1930年在“青年之社”的组织基础上改组而成立的中间势力左翼社团。领导人是沙千里、许德良、李伯龙、杨修范等人。蚁社利用公开合法地位，呼吁用文化改造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改造；广泛联系和发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青年。社会影响很大。1938年，蚁社被国民党查封。

　　5.人权派。形成于20年代末。主要发起者是胡适、罗隆基等一批自由派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南京政府建立后大官僚买办独裁专制的性质日益明显，使这部分人士感到“时局严重”，“觉得忍无可忍”，于是便以《新月》杂志为阵地，针砭时政，呼吁改良。1929年4月，胡适、罗隆基等人针对国民党虚伪、抽象的保障人权命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揭露和遣斥，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由此掀起了颇具规模的“人权运动”。人权派从批评人权状况入手，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以西方民主政治为目标模式的政治改革思想。1930年后，在国民党政权的压迫下，人权派分化解体。人权派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影响不小。30年代后，许多中间势力党派和社团的领导人、发起人都曾是人权派成员或是“人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6.废止内战大同盟。1932年8月在上海成立。组织者和领导人是吴鼎昌、王晓籁、张公权、陈叔通等人。废战同盟认为：“外侮纷来，源于内战，内乱靡已，由于内战”，因此，无条件的废止一切内战，是救国图存的基本前提，是修明内政的必要条件。废战同盟成立后， 得到全国工商界民族资产阶级的广泛热烈的支持和拥护。社会反响很大。当时《大公报》曾建议废战同盟领导人“躬赴江西，迟访共产党首领”，废战同盟所掀起的“废战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宣传，推动了团结抗战、共同御侮社会环境的形成。

　　7.主张与批评派。1932年11月形成。创始人王造时。1932年底，原人权派成员王造时在上海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该杂志反蒋抗日的政治态度十分鲜明，吸引和团结了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主张与批评》杂志为论坛，抨击专制，呼吁救亡，逐渐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团体，当时就被称作主张与批评派。主张与批评派有四项基本政治主张：（1）主张实现独立统一的国家；（2）主张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3）主张建设民主法治的政府；（4）主张提倡科学的文化。主张与批评派由于其主要成员参加全救会而解散。

　　（三）四个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曾发展到十大派系。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转化成中间势力的派系有四个。

　　1.桂系地方实力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桂系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主张坚决抵抗，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政策。李宗仁明确指出：收复失地，“只有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同敌拼命，才能图谋生存。”为此，桂系提出了“抗日反蒋”口号，并且开展实践斗争，旗帜鲜明地支持“淞沪抗战”和察哈尔抗战。1934年以后，桂系又加强了与中共的联系。其中间势力的政治态度表现得更为明显。

　　2.粤系地方实力派。“一·二八”事变爆发，属粤系势力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由于蒋介石坚持其反动的妥协内战政策，粤系与国民党中央矛盾日深。1933年的“福建事变”和1936年的“两广事变”，均是由粤系实力派领导和参加的武装“反蒋抗日”斗争。在积极“反蒋抗日”的同时，粤系还密切与中共之间的合作关系。1933年10月粤系与中共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其爱国性、民主性、进步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表现出来，其中间势力的政治地位也由此可以认定。

　　3.滇系地方实力派。1931年前后，滇系实力派在依靠蒋介石力量稳定滇政之后，即遇到蒋介石剪灭异己政策的威胁。为此，滇系实力派人物龙云一方面加强滇政建设以图自保；另一方面，也缓和了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其中间势力的政治态度开始表现出来。1934年在“追剿”红军问题上，滇系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深化。这进一步促进了滇系的中间势力的政治倾向。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以后，滇系实力派人物龙云对中共顾全大局，不计怨仇，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实践，深表钦佩。对中共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了明显转变，与中共关系日益加强。这样，在中共统战政策的推动下，滇系中间势力的政治立场更加巩固。

　　4.冯系地方实力派。冯系实力派人物早在1931年4月就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并建立了联系。“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的推动下，冯系实力派人物冯玉祥积极主张抗战。1933年5月，冯玉祥任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6月，同盟军开赴前线英勇抗敌，重创日军，并收复大批失地，举国振奋。冯系地方实力派由于较早地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其政治表现较为积极进步，其中间势力的地位也十分明显。

　　在这个时期，除以上四个地方实力派外，还有川系、晋阎系、绥傅系、陕杨奉张（学良）系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反蒋抗日活动，而作为中间势力的军事政治集团，也正在转化和形成过程之中。

　　（四）若干有代表性的无党派人士有代表性的无党派人士，是中间势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部分人士尽管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是，他们中间势力的政治立场鲜明，且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在中间势力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丁文江、吴景超、王芙生、钱端升、王云五、傅斯年、莫德惠、杜重远、钱永铭、严重等都属于这个群体，这是一个数量很大的群体，他们联系着自由派资产阶级人士、工商实业界人士、非中央系军界人士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人士，代表和反映了这些社会成员的政治要求和政治主张，颇有社会实力。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政治时期，中间势力的活动坚持反蒋抗日、救亡御侮的政治斗争大方向，有力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其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泛而深入地启迪民智

　　这个时期，几乎所有中间势力的党派、社团都有自己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这些报纸和刊物是社会了解中间势力的窗口，也是中间势力进行政治斗争的讲台。斗争性强，影响大。1928年创刊的《新月》（月刊）就曾是人权派的主要阵地，是当时著名自由派人士的政论沙龙。胡适、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余上沅、闻一多、饶孟侃、徐志摩、吴泽霖、唐增庆等都曾积极主持和热心在这一刊物参与政论活动。其方式是将主要社会问题分专题在编辑部讨论后，由参与者（往往是该社会问题专家）撰写成文，在《新月》上发表。这些文章抓住社会敏感问题，鞭辟入里，社会反响强烈。同一时期的《革命行动》半月刊和《革命行动日报》也十分引人注目。这两份
“第三党”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文字犀利，观点鲜明，充满战斗色彩。“第三党”通过这两份宣传品，深刻揭露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深入探讨中国革命的复兴之路。《革命行动日报》创刊时每天发行500份，很快增加到了1万份。《革命行动》和《革命行动日报》就连国民党的立法院和监察院机关都能看到。甚至对国民党政府中的人员触动也很深。此外，这个时期的《再生》、《益世报》、《沉钟》、《长红周刊》、《南国月刊》、《生活周刊》、《大众日报》等等，都是中间势力创办的有较大影响的报刊。

　　（二）政治改良运动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独裁专制

　　政策，一直是中间势力斗争的主要目标，“反对独裁”、“改良政治”始终是中间势力的口号。1929年4月，“人权运动”以较大影响和规模在国民党统治区首先兴起。4月23日，国民党政府公开炮制了一份空洞、抽象的《保障人权命令》，宣称“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背即违法，严行惩办不贷”。在训政时期约法尚未制定之前就抛出这份所谓受“法律”保护的人权命令，无疑是欺世欺民。胡适首先提出人权保护“依什么法”的问题，并大声疾呼“快快制定约法”，以确立法治基础，这样才能真正谈得上保障人权。胡氏此论一出，社会云者四集。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纷纷撰文参战。他们强烈指出：如果国民党坚持这种专制党化政策，而置民主、人权于不顾的话，“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在“努力起来争回人权”的呼声中，“人权运动”兴起。由于“人权运动”明显的反政府倾向，它遭到国民党的压制。1931年后，“人权运动”逐步衰落下去。

　　（三）社会改造实验这是中间势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中间势力的一部分人士深入实际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社会改造实践。这项社会改造实践主要就是指以乡建派为代表的乡村改造实验。

　　乡建运动发韧于1927年5月梁漱溟的广东之行。1927年5月，梁应李济深之邀来粤。在粤期间，他开始阐发他的乡建思想。同年10月，梁与另一批乡村建设的早期实践者王鸿一、梁仲华、彭禹庭在河南创办河南村治学院。11月，梁任主编的《村治月刊》创刊。1931年6月15日，乡建派在山东重建乡村建设研究院后，迎来了乡建运动的黄金时期。他们先后在邹平（1931年6月）和菏泽（1933年1月）开展了大规模的实验活动。这场声势颇大的社会改造运动，后来由于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以及抗日战争爆发的影响而衰落。

　　（四）武装反蒋事变武装反蒋事变，是中间势力介入政争的最激烈表现，是地方军事力量中间势力化的表现之一。

　　“第三党”成立之后曾将武装反蒋提上议事日程。他们联络地方军事势力，训练武装斗争骨干。但是，由于武装斗争的积极策划者邓演达遇害，“第三党”武装反蒋计划未能付诸实施。1929年10月，俞作柏、李明瑞以“反对独裁，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贯彻三大政策” 为口号，在广西南宁誓师，成立南路讨蒋军，通电反蒋。由于准备仓促，这次反蒋武装斗争不到10天就失败了。1936年6月1日，粤系实力派人士与桂系实力派人物又联合发动“两广事变”，成立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多方联系反蒋的党派、团体来西南共筹反蒋抗日大计。历次武装斗争，深化了国民政府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推动和促进了地方军事力量中间势力化的进程。

　　（五）发动抗日义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在民族命运攸关的形势下，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政策有所不同的是地方实力派人士频频发动抗战义举。

　　东北沦陷后，原奉张系势力的马占山、王德林等纷纷组织义勇军，坚持抗战。“一·二八”事变后，粤系军事力量十九路军违背国民党中央政策命令，英勇还击日寇的侵略行径，以伤亡7499人的惨重代价，谱写了中间势力抗敌御侮的辉煌篇章。1933年2月，日本侵略者从热河南下进犯长城各口。爱国将领冯玉祥也在察哈尔领导军民痛击日军。这些抗日义举，均是以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人士为主体，是其民族意识觉悟趋向进步的表现。

　　（六）襄助爱国救亡活动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间势力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在国统区掀起救亡运动热潮，成为国统区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东北失陷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等首先于1931年6月27日发起组织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会。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60多个救亡团体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全国救亡运动合流的表现。在全救会领导下开展的爱国反日大游行、营救七君子运动等活动，将救亡运动和政治斗争紧紧联系了起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