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卓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从此，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1985年5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天河区在原郊区的母胎中诞生了。二十多年来，天河区风雨兼程，铸就了非凡的成就。天河的沧桑巨变，折射出的是我们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变革，浓缩出的是广州现代化建设事业高歌猛进的光辉历程，凝结出的是天河创业者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矢志探索的创新精神。回首2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贯串着一条主线，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不做悲壮的改革失败者，要做成功的改革者。

　　天河区组建时，我是4位筹建天河区工委领导班子成员之一。天河区成立后，党组织分工我为常委、副区长，分管农林、农村工作。当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土地被征用，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农民除了自营收入外，集体经济收入占有多少？集体积累起来的财产农民占有多少份额？集体经济越发展，这一问题就越突出，越尖锐。天河，面临一场围绕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变革的浪潮。在这场变革浪潮中，我亲力亲为，改革的艰辛，道路的曲折，现在回想起来，可谓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杨箕村改革的“头啖汤”

　　杨箕村位于旧城区的边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农田被征用。每次土地征用，都会安排一批农转非指标。开始时，村民为了摘去头上的“农”字帽。招工指标竞争十分激烈，谁能被招工、农转非，谁就是幸运者，大家论表现，比贡献，比关系，能招工转非的，大多是退伍军人、党员或村干部亲属。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杨箕村利用征地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村民的年终分配也逐年提高，到1986年，村民的劳平收入高达7600多元。而早先被招去企业当工人已经农转非的农民，因大部分都是一无技术、二无文化的青年农民，在企业里只能干粗、杂、重活，工资又低，每月只有几十元，生活反而没有保障。这部分被招工农转非的村民回村委会请愿，静坐，要求回村当农民，要“非转农”，要恢复农民身份，因为集体资产有他们的劳动积累，提出要把村集体资产瓜分到人。面对“去与留”，如何处理集体资产等尖锐问题，我们与广州市农委和区农委一道，深入开展调研。通过调研，我们与杨箕村党支部书记张建好等村干部共同探索农村城市化之后，如何解决农民的出路，如何处置集体资产，引导传统农民向现代城市人转化等问题。为了处理好集体资产的权属，当时参考了“股份合作制”这个概念，提出了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思路，即把集体资产进行评估，按劳动工龄等标准折股量化到人，还股于民。这样，原来招工出去的村民按照其在村劳动时的工龄折成股份，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分红，以解决“去与留”的矛盾。于是，在市农委的指导下，我们在杨箕村进行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改革试点。依靠当时沙河镇党委的努力，冲破了重重阻力，认真地做好思想发动工作，为镇村干部壮胆撑腰，于1987年8月成立了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联社由股份合作理事会管理，下设经济发展公司，把集体经济折成股份，村民设置人头股、劳动工龄股和发展股，集体经济年终结算，按股分红。这样，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改革在天河区拉开了序幕，杨箕村成为农村改革的“头啖汤”。接着，全国各地前来杨箕村取经的络绎不绝，农村股份制犹如星星之火燎原全国。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是天河区农民的创造。它率先在全国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权属问题，为壮大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实践证明，1987年先将农村集体经济资产“还股于民”第一个“吃螃蟹”的杨箕村，如今已成八亿元村，比改革前增加20倍。

　　二、登峰村改革之路

　　登峰村原属天河区，（2005年广州市区域调整时划为越秀区）。在杨箕村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又在登峰村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登峰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招工的“去与留”矛盾引起的，而是为兴建广州市第一家农民办的登峰大酒店的集资而引起的。登峰村委会为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决定兴建登峰大酒店，投资预算为2500万元，但缺口资金1000多万元。这缺口资金经村委会研究，决定向农民集资，利率比银行要高几个百分点，村干部带了头认资，满以为村民会涌跃参加，但出于意料的是村民无动于衷。经了解，有些村民说，“现村集体资产几千万不知姓谁名谁，集体资产权属不清，我们集资进去，岂不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有的村民提出要把集体资产分掉。当时村干部一时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我们了解登峰村的情况后，认为要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股份制改革。于是，由我代表区政府于1987年3月在杨箕村召开有区农委、沙河镇党委参加的“杨箕会议”，主题是研究如何开展农村股份合作制试点问题。会议分析了杨箕村及登峰村试行股份合作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改革试点的设想，还特别指出了农村深化改革的方向是实行股份合作制,要将明确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归属和解决集体经济的资金融通等问题统筹考虑。“扬箕会议”后，登峰村多次召开总支会议，村干部统一思想，决定通过引入股份合作制，解决集体资产权属不清问题，同时解决兴建大酒店资金不足的矛盾。随后，我们加强指导，登峰村先后提出了两个改革方案，经由群众广泛讨论，征求意见，最后形成了《登峰村合作经济股份制章程》，并提交区政府审议。过了不久，区政府召开区长办公会议，我详细介绍登峰村开展股份合作制的具体情况。经讨论，会议决定由区政府发文，同意试行《登峰村合作经济股份制章程》，并在试行中逐步完善。登峰村的股份合作经济改革顺利地展开了。

　　登峰村股份合作经济改革的最大特点是“折股到人，入资配股”，即将原有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是有条件的，你要成为股东，就行出资认股，然后才能配股。这样就把农民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大力民发展集体经济。登峰村的做法具有现代股份制的超前意识，被学者称为“登峰改革之路”。

　　三、改革之路不平坦

　　扬箕村和登峰村的改革，在区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全区农村，特别是老城区边缘的村，都在积极蕴酿进行股份合作经济改革。天河区区委、区政府因势引导，在1988年3月，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我代表区政府作《进一步解放思想，用足用活用好政策，加快我区经济发展》的报告，在肯定扬箕村和登峰村改革的同时，向全区逐步推行股份合作经济改革。到6月，农林、银河、林和、棠下等村已着手进行改革的筹备工作。

　　大约就在这时，中央、省、市的一些部门对天河的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到天河考察、调研。这年9月，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内部通讯》转发了新华社记者张开机在新华社内部通讯发表的题为《广州市天河区实行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的文章，其基本态度是肯定天河区的探索。接着《羊城晚报》、《广州农村》、泰国《中原日报》、香港《中国工商导报》等报刊都先后报道了天河试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情况。天河的改革一时扬名全国。

　　但是，改革之路并不平坦。在经济界，有的学者就认为天河的改革，是瓜分集体资产；有的认为天河的改革姓“资”不姓“社”，不宜推广。在领导层，有的表面说好话，但实质不支持天河的改革；有的思想僵化，为保乌纱帽，不敢表态；有的公开反对天河的改革，如广州市体改委某领导，就明确表态不支持天河的改革。《羊城晚报》一位记者到天河采访写了一篇热情洋溢支持天河改革的文章，清样出来后，省里的一位领导批阅：还是看一看为好。稿件一压就是数月。这说明，天河的改革阻力不少，压力不轻。面对各种阻力，天河区委、区政府义无反顾地坚持改革。1988年11月，天河区召开了以推广农村股份合作经济股份制为内容的“天河区农村股份制会议”，会上，我代表区政府作了《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推广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制》的讲话，再一次分析说明实行合作经济股份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代表区政府对各村下了一个“军令状”，要求有条件的村都要积极推行合作经济股份制改革。几个月之后，全区就有12个行政村推行了股份合作经济。到1991年底，天河区行政村和自然村这两级全面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有效地解决了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集体财产归属问题，完成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农村大改革。从而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在区县级农村全面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地区，从此也就确立了天河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历史地位。时至今日，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提高和完善，在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变革上仍处在领先地位，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的生产问题找到了出路。据农业部门统计资料：天河区集体经济，已由农村股份合作制初期的资产总量不足10亿元，到2007年农村集体资产已突破148亿元。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节节高，村民人均收入21,791元。

　　回顾天河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历程，深刻说明一个道理，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只有以无畏的革命勇气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才能冲破种种思维禁锢和体制的束缚，才能开创出一条新路，创造出人间奇迹。真是创业伴随艰辛，成就来之不易。（符勤兵执笔）

　　作者：

　　苏卓勋，原天河区工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政协常务副主席

　　符勤兵，原天河区政协副主席